农村集体所有制的土地分三块。

的确，只是取消存款利率上限很可能带来短期增长。但利率、尤其是存款利率是否真的像许多中国观察人士认为的那样处于过低水平，则是值得商榷的。

所以，在金融市场和激励手段仍扭曲的情况下，完全放开利率管制未必能带来更好的结局。大型国有商业银行能够利用巨大的存款基础，从其获得放贷资金。最基本的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均衡利率是使储蓄等于投资的利率。毋庸置疑的是，中国必须进行金融改革，尽管存在风险。人们之所以形成中国存款利率太低的错误印象，根源在于人们认为中国眼下隐现的房地产泡沫是受到存款利率过低的驱动，而事实上，泡沫很大程度上是资本管制、以及股市和土地市场的扭曲所导致的。

同样，那些以国企浪费为由主张提高贷款利率的人，高估了效率收益，因为在中国，利率在长期投资决策中并不起太大作用。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已经在进行利率套利，它们利用自己的海外附属单位获得更廉价的外部资金。这主要涉及三个层面的改革：政府职能改革、投融资体制改革和财税体制改革。

此次危机，依然归因于发达国家的居民、企业和政府都负债经营或消费，金融机构则对应地进行高杠杆化运作。在这个过程中，各经济主体获得新增资金后，其优先选择不是从事消费、生产和投资等货币当局希望产生的正常的经济活动，而是将之用于充实资本，减少债务，修复资产负债表。为了给经济发展创造一个长期稳定的环境，去杠杆在所难免。在融资结构中对负债的依赖加强、债务风险上升。

病因在此，危机的恢复，显然就以去杠杆化为必要条件。而储蓄率不易提高，资金更难寻觅。

我们倾向于认为，后一方面原因，即产能过剩，可能是存货占比激增的主要因素。如果将非金融企业、居民部门、金融部门以及政府部门的债务加总，那么全社会的债务规模达到111.6万亿，占当年GDP的215%。  编制国家资产负债表的重要发现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课题组成立于2011年，首批成果形成于2012年。这意味着全社会的杠杆率已经很高。

为此，应重点改革土地制度和财税制度。因此，在相当长时期中，向经济注入资金，反而会产生消费停滞、投资不振、以及信贷市场萎缩的效果。因此，应对或化解风险的最佳途径，还是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实现健康、高效率、高质量、可持续的增长。另一方面，可考虑将政府系统与国有土地资产管理与运营系统分开，由单独的国有土地资产管理系统（类似土地国资委）执行所有者职能，取得国家作为资源所有者应得的资源交易收益，政府只是获取资源交易过程中产生的相关税收收入。

在中国未来的金融发展中，应认真落实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努力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多渠道推动股权融资，发展并规范债券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推动中国金融结构从债务性融资向股权融资格局转变。其二，主权资产净值始终为正值且呈上升趋势，表明近期发生类似于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风险极小。

基于权责发生制，资产负债表通过一套精心设计的平衡表，在负债方，反映企业某一时点的负债总额及其结构，揭示企业现今与未来需要支付的债务数额、偿债紧迫性和偿债压力大小。国家整体的资产负债率，即总负债与总资产之比，总体呈上升趋势：特别是在受到金融危机影响较大的2009年～2010两年间，上升幅度较大。

经济的衰退，是由于股市以及不动产市场泡沫破灭之后，市场价格的崩溃造成在泡沫期过度扩张的企业资产大幅度缩水，致使其资产负债表失衡，负债规模严重超过其资产规模。2012年9月，课题组召开了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分析国际研讨会，来自中国人民银行、国家统计局、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专家及相关领域的60余位知名学者与会。资产负债表被引为主流分析工具之后，便迅速取得了一系列新成果。  ■通过对国家及部门资产负债表的研究，我们认为，应将促进发展方式转型作为实现国民财富持续积累、各经济部门协调发展以及应对资产负债表风险的根本手段。课题组的研究成果多次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国内外一些知名投资银行多次引用。中国经济学家自然不能坐视瓦缶长鸣

我国当前的金融体系，是适应于原有经济增长和管理模式的。在相当长时期内，我国金融体系事实上承担着除资源优化配置外的宏观调控、产业政策的功能，窗口指导、行业目录广泛存在。

四是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问题。市场化并不是仅仅放松管制，并不意味着不需要管理。

接受变化是需要一定的勇气和压力的。我国当前的金融改革需面对系统转换和金融风险化解这两个根本命题。

一方面，不同类型的金融体系，其吸收和化解金融风险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当为了控制金融风险而加强对某个领域控制时，要考虑到市场可能产生的规避行为，创造出新的产品和市场，使得控制失效。只要社会政策托了底，金融改革才能更加深入开展，才能对经济波动有更大的容忍度，能承受更大的社会紧张情绪。相当方面的金融改革，都将涉及改革成本（风险暴露、市场退出），都可能需要公共基金的投入。

市场约束要发挥作用，需要借助微观主体的治理机制。虽然这最终也会影响金融安全，但从风险角度看，我国更大的金融风险来源于金融改革和转型过程中的不协调。

在间接融资为主的机构型金融市场中，风险主要是通过机构的资本吸收等方式管理并化解的。金融改革实施的关键，是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三者关系，需要合理设计改革的顺序、时机和力度，需要及时应对这个过程可能引发的风险，设计好相应的配套措施。

另一方面，如果宏观经济的风险加大（社会杠杆率上升，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或者缺乏新的增长动力，社会对政府的信任程度下降等），将可能影响对金融改革产生成本和风险的承受度。市场化的本质是市场自主决策，是有效竞争，真正发挥市场约束。

  金融改革的核心是重塑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金融市场具有内在的脆弱性。利率和汇率的市场化是金融改革的重点，是完善我国金融市场的关键。只有充分理解了市场上各种实现均衡的真实力量和机制后，才能找到一条可靠的改革路径。在间接融资为主的市场型金融市场中，风险主要通过市场波动及时释放和分散。

在推进金融改革的过程中，我国需要高度关注并适时调整这类风险形成机制，以提高我国金融体系的稳健性。我国仍是发展中国家，金融的深度和广度仍不足，市场缺乏分层和融合，为实体经济提供服务的创新仍受到一定的制约。

在这种背景下，企业可以将主要精力放在实体经济的经营上，而不是不得不应对流动性风险（资金使用的期限，与金融体系真正提供的资金期限不匹配，不得不从事期限匹配的流动性管理），甚至卷入金融操作（杠杆率不断提高，通过委托贷款等方式，为其他企业提供资金支持，乃至进入国外被归入金融业的房地产业和地下金融行业）。  金融改革成功的关键是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三者关系 改革总是在处理破和立的对立统一关系。

金融机构和市场已在相当程度上市场化运行，但我国的宏观调控和金融监管却仍保留了大量的行政性、数量型手段，两者出现一定的冲突，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资本账户管制、严格的准入限制、事实上的贷款规模控制、存贷比、较高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投资的行业限制等，规避这些管制的创新活跃。金融监管、法律框架的改革（有助于形成有效的市场约束的条件）与金融的市场化速度不衔接，隐藏着巨大的失控风险。